吴印咸拍摄《马路天使》时的工作照（1937）
编者按：2020年9月22日，摄影家吴印咸诞辰120周年，吴印咸外孙吴炜，撰文回忆了那绵长岁月里两代人的故事，也提及了对过往的重新认识。在几段跳跃的故事中，在笔端流淌的思绪中，历史又再次显影。
图：吴印咸 文：吴炜
由于父母是双职工，工作的地方又很远，我一出生就被接到姥爷身边一起生活了，我一直称呼姥爷为爷爷。
爷爷出生于1900年，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
虽然从小就和他生活在一起，但我了解他吗？作为摄影家的爷爷，我不了解，作为亲切可爱的爷爷，我也许了解一点。
年幼的我使劲亲着爷爷
一
我很小的时候，爷爷有时晚饭后会待在他的卧室中，把门关得严严的，久久不出来，门上还挂着一大块儿厚厚的黑布。终于有一次，好奇心使我悄悄地掀起了那块儿黑布，轻轻地把门推开一道窄窄的缝……
黑乎乎的屋子中除了一只发着微弱红光的灯外，就再也看不清什么了。“进来，把门关好。”爷爷竟然没让我出去，这让我很兴奋。“来，看爷爷变戏法。”经过一阵看不明白的动作后，爷爷把手中的一张纸放到一个盘子中，不停地拨弄着，又过了一会儿，这张本来空白一片的纸上竟然慢慢地出现了淡淡的影子，从模糊到清晰，我站在爷爷身边，瞪大了眼睛傻傻地看着……
尽管什么都看不明白，但我还是会在某个晚上钻进黑屋子看爷爷忙碌，而爷爷对我的要求也仅是进屋前要先告诉他，如果说“等一会儿”就先不进，说“进来吧”才能进，进出屋要关好门。等我上了小学后，才慢慢知道那是爷爷在洗照片。
我和爷爷一起拍照片
大概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妈妈花了9.8元钱给我买了台北京玩具四厂生产的宝石牌塑料相机，我的第一台照相机，虽然属于玩具，但能拍120胶片，操作很简单，光圈、快门和焦距都是固定不可调的。后来听妈妈说起，当时爷爷非常感慨。他一定是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第一台相机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
自己会照相了，每次拍完都迫切想看到成果，所以就会更主动的进暗房看爷爷洗照片，当然真正目的是让爷爷把我的照片一起洗出来，为此我很愿意给爷爷打打下手。开始时只是在爷爷的口令下开关放大机的灯，日复一日，爷爷在调焦后也让我帮他看清不清楚，后来我可以帮忙用夹子在盘子里拨动相纸，再后来我会用橡胶辊子帮助爷爷给照片上光，再再后来爷爷教我用古老的戥子称药配药……
我的第一台塑料相机和爷爷送我的天鹅相机
一年年过去了，我快上高中了，爷爷花了70元钱买了台天鹅旁轴相机送给我，一台真正的、全新的相机。那天晚上，爷爷把相机交到我手里，耐心教我如何使用。那是一种期望、一种寄托。
虽然他很高兴我喜欢摄影，但从未说过一句希望我将来走上摄影道路的话，他从不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别人。
二
80年代花几十元给孩子买相机，一定有人觉得我家很有钱。虽然那时家里的条件比很多家庭要优越些，但远远谈不上有钱。上小学时，有一天我发现爷爷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其中一件是牙雕骆驼，另一个是包裹着蚊子的琥珀，还有一对黑色的小豆子，豆茎是盖子，打开后每个豆子里装着6个象牙微雕的小动物，实在好玩儿。
我恳求爷爷把这些“玩具”送给我，但无论怎样求，都被拒绝了，以前我的要求爷爷都会答应，这次怎么不行了。我只好让爷爷答应我先玩儿会，爷爷同意了，条件是一会儿会有人来取走，到时不准耍赖。我盼着那个人来不了或者爷爷能改变主意，但不久来人了，爷爷和他说了些什么后，这些“好玩具”被拿走了。
很多天以后家里多了些纸箱子，里面装满了柯达胶卷和摄影滤镜。多年以后我知道，爷爷为了写《摄影滤色镜使用法》一书，需要大量的滤镜和彩色胶片，可是这些实在太贵了，很多国内还买不到，于是只能变卖家里一些值点钱的东西再贴些钱，借友人出国之际代为购买。那本书的稿费估计远抵不上这些材料的钱，但爷爷写书从来不是为了钱，他只想尽自己所能做好摄影教育工作。
爷爷的著作和手稿
或许受太姥爷的遗传，爷爷对教书育人这件事是非常执着的，不到20岁就在工厂补习所里当图画教员，美专毕业后又在家乡中学教授美术课，抗战时期开办摄影讲习班并编写摄影教材，50年代参与筹建北京电影学院并教授摄影课程，文革结束后又受邀前往全国各地讲学。
佛与光（1957）
节日之夜（1955）
由两张底片重叠印放制作
他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为了完成计划，他整日埋头写作，就连生病住院也要把书稿一起带到病房。不仅要写新的，还要修改完善已经出版的，只为让自己的书更完美，更贴近时代，用自己所剩不多的时间最后能再多做一点事。时间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
有一次我问爷爷，“有钱好不好”，爷爷似乎带着一丝无奈轻声说“当然好啦”，我知道让爷爷说出这个答案不容易。他是生活简朴之人，如果不是因为金钱因素影响到了他的工作，他是不会这么说的。爷爷一定比我感受更深。
三
1994年在珠海，郎静山、陈复礼和爷爷代表两岸三地接受港澳摄影协会颁发的“摄影大师”奖，老友相见自是高兴。郎老与爷爷是同乡，虽然年轻时都在上海从事摄影但并不相识，直到 80年代二人才有机会见面，这次重逢就更是没有拘束。在酒店大堂二老坐在沙发上聊天，不谈艺术，不谈理论，郎老说自己年轻时开过饭馆，由于家境不错也有闲钱搞摄影，爷爷说自己年轻时省吃俭用才能买旧相机……
吴印咸与郎静山交流作品心得（1994）
在电梯里郎老的儿子笑着对爷爷说：“看了吴老年轻时的照片，真是英俊潇洒啊，像电影明星，我父亲不行，年轻时长得不好看”，爷爷和郎老全乐了。的确，如果不是受沉稳的性格和对摄影极度喜爱的约束，单凭爷爷年轻时的相貌绝对有当电影明星的资本。
吴印咸在上海（1930）
吴印咸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期间的自拍像（1920）
爷爷从事电影方面的工作多年，如果从工作关系的角度定位，他其实是属于电影圈子里的人。从年轻时在上海的电影公司当摄影师拍摄故事片，到受邀前往延安拍摄纪录片，再到去东北建设东影，然后进京筹建电影学院，都是从事电影方面的工作。不过由于图片摄影生涯从他20岁出头学摄影那天起直到去世前从未间断过，拍过大量照片，写过诸多摄影著作，举办多次摄影展览，所以人们似乎更认可他图片摄影师这一身份。他可以说是一手拿电影摄影机一手拿照相机走过一生。
1939年他拍摄白求恩大夫的纪录片素材时就是一边拍电影一边拍照片，所以后来不仅有纪录片《白求恩大夫》也有了众所周知的图片作品《白求恩大夫》。1942年在延安拍摄为张浩送殡，同样不仅拍摄了纪录片，也有了诸如“毛泽东为张浩抬棺”的图片作品。此外，1945年拍摄中共七大纪录片，以及后来的故事片《红旗谱》、《白求恩大夫》皆是如此，在他心里两者是同等重要的事。
吴印咸为拍摄电影《红旗谱》而亲手制作的风琴式折页手册，按顺序记录了电影中所有场景镜头的彩色处理方式，该手册全长达3米。
当年拍摄《红旗谱》时，导演凌子风与爷爷的成功合作，使得凌子风在80年代初拍摄电影《骆驼祥子》时很想邀请爷爷担任总摄影，爷爷也非常愿意再次合作一把，并且为此认真做了电影拍摄计划，还拍摄了很多祥子和虎妞的造型照。后来终因岁数大了，身体状况使其无法再承担这份工作，只得遗憾地推掉了。
四
有次母亲和我聊天，说起曾有一位陌生人通过母亲一位同学转告她，自己父母的结婚照还是爷爷在延安时给拍的。后来又有过类似事情，我有点疑惑，那时胶片那么紧张，怎么还能随意拍摄纪念照？联想起此前为了研究延安电影团，母亲和张岱阿姨（电影团成员钱筱章之女）走访过健在的电影团成员，他们谈及当年的一些事就成了唯一的答案。
电影团部分人员合影，最后为吴印咸（1942）
1942年抗战期间由于针对根据地的物质封锁越来越紧，中共中央不得不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电影团就是要被彻底裁撤的单位之一，时任宣传部长的肖向荣和爷爷商议着各种可能性以保留住这个机构，于是在生产自给，不要政府一分钱的前提下，电影团编制才得以保留。他们自己种粮种菜解决了吃饭问题，纺纱织衣解决穿衣问题，同时放电影卖票，开照相服务部照相洗相，制作各种徽章销售……就这样不仅完成上缴粮食的份额，还盖了多间新房，所有人员不仅有零花钱可领，更是有钱在敌后购买摄影物资，保证工作顺利的开展。
林伯渠（1941），吴印咸手绘背景
1944年底爷爷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甲等劳动模范，1945年1月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电影技师吴印咸同志”的文章介绍他的事迹。而前文提到的那些结婚照就是在开设照相馆期间拍摄的。由于爷爷早年在上海有过开设照相馆的经验，所以对于经营照相馆是轻车熟路，他自己任摄影师，钱筱章任主任、周从初负责洗印、鲁明开票收账，在他们共同努力下，照相馆每日顾客盈门。
多少年后，当亲人已逝，当韶华不再，当再次看到那些在艰苦岁月里留下的青春影像，谁又能无动于衷呢。
五
1985年，爷爷办了他人生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影展，展出作品310幅。人们对他的认知从此也停留在了这三百余幅作品里面，好像他这一生只有这些作品似的，连我也不例外。
白求恩大夫（1939年）吴印咸摄
虽然每个人都有离去的一天，但对我而言这一天来的太突然，爷爷走了。家人在悲痛中整理着他的遗物，一张张、一件件、一本本，被打包、被装箱、被入柜。爷爷一生的心血就这样不再有人看，不再有人想。
从不自觉到自觉，我走上了摄影之路，从高中到大学，我一门门、一科科地接受着正规的摄影教育，拍自己的照片、做自己喜欢的事。对他作品的了解仅停留在他的几本影集中，对他经历的了解更是仅限于一张简历之上……大约在2008-2009年，终于有一天我打开了一个落着灰尘的口袋，熟悉的和陌生的，一幅幅作品、一本本手稿，呈现在我眼前，这是爷爷拍的吗？这也是爷爷拍的？一个又一个口袋、纸盒被打开……
睡莲（30年代初期）吴印咸摄
马蹄莲（1934）吴印咸摄
我想仔仔细细地看一遍这些作品，真正去了解爷爷。可是很快这个想法就被否定了，因为多数资料都是被毫无规律地混放着，而且照片没有任何说明信息，时间、地点、事件、为什么拍，都一无所知。只有系统整理后才有可能实现我的想法。可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更好地保护这些资料？如何研究？采用什么技术手段？有没有能力投入那么多精力、财力？这些都是要面对的问题。
时间一天天、一年年地过着，今天我依然不知道爷爷的资料何时能整理完。研究越深入，工作内容也就越细致，效率也就越低。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尽可能让综合研究和保护水准达到博物馆的级别，标准也许太高了，可我不愿降低。
周璇（30年代） 吴印咸摄
孙维世（30年代） 吴印咸摄
在整理二三十年代作品和研究爷爷当年经历时，因为想感受一下那个时代，我一边工作一边听着老上海流行歌曲，那些日子里我似乎已置身在十里洋场，男女明星、流浪者、赌博汉、小媳妇、脚夫苦力……爷爷的作品中呈现着一个立体的时代。研究也应该是立体的，在图书馆我翻阅着历史资料，在旧货市场我找寻着相关物品，在电视中我看着爷爷拍的电影，在电脑前我修复着残损的照片。关联上一切有用的资料后，爷爷年轻时的形象开始清晰了、立体了，经历也不再如一纸简历书写的那么平淡简单了。
2015年爷爷诞辰115周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摄影大展，我个人认为最大的成果就是展出了大批上海时期的作品，爷爷在世时无论影展还是影集都未曾用过如此多二三十年代的作品。
北大荒系列（1965）
修建水库系列（1959）
宝塔山下（70年代初）照片上做了裁剪标记
我不想爷爷仅仅被做为红色摄影师看待，这是片面的，尽管那一时期的作品很重要，尽管那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可我觉得这也是不能全面了解他作品所导致的，所以展现他更多时期的作品就很必要了。
“不爱红装爱武装”女民兵系列
（拍摄于1965-1977年间）
镜泊湖（1965），吴印咸手工着色
我在考证的工作过程中慢慢积累了经验，举个例子，有几张跨江石桥的作品无任何文字说明，按程序我先对底片做了高精度扫描，然后从图像的细节中发现了3个可用信息：1、拍摄于冬季；2、远景有树挂；3、江对岸桥边有座教堂。冬天有树挂很可能是东北，于是上网搜索“东北的跨江石桥”等等，一无所获。换了关键词——“东北的教堂”，于是一篇东北十大最美教堂的文章映入眼帘，根据建筑外形判断可能是“吉林天主教堂”。于是卫星地图被打开，通过街景地图和建筑的3D建模最终确定地点是吉林省吉林市，根据教堂和大桥的相对位置确定了这是“吉林大桥”。既然爷爷到过吉林市也许还拍摄有其它片子，就这样一批在吉林市拍的片子被确定了。通过这种方法有效考证了大批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拍摄的作品，补齐了大量欠缺的信息，同时爷爷自己记错了时间地点的作品也被更正了。这些信息的明确，反过来又对研究他的创作经历，人生轨迹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吉林大桥（50年代初）
以前母亲还能和我分工整理，后来她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了，工作就全都落在我身上。有时会为了一个发现而激动，有时因修正了一个错误而宽慰，有时会因找到一种新的工作方式而振奋，有时会因为想起爷爷而落泪。虽然偶尔也有乐趣，但更多的是枯燥乏味。一切喜怒哀乐只有我和墙上挂的照片中的爷爷明白。
我曾问母亲：“你梦见过爷爷吗？”
“好像”——“没有”
可我已经很多次很多次地梦见过爷爷了。
1994年，爷爷去世前一天的工作场景。这是在他去世几天后拍的。
本文转自《大众摄影》杂志社 编辑：李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