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欧洲人发明了早期的照像机、定影术、日光蚀刻法等摄影技术。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公布“银版摄影术”，在法国学术院当年举行的科学院和美术院联席会议上，正式宣布1839年8月19日是“世界摄影术诞生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的科学技术逐渐传入中国。摄影术正是伴随这波浪潮传入中国的，山西做为内陆省份，不具备摄影术优先传入的先天条件，相关方面的史论较少，资料匮乏，涉及到的研究不尽全面。本文尝试通过史料的挖掘，以山西官员、商人以及传教士中的代表为例，探究晚清摄影术在山西传播的途径以及其对中国摄影史的影响。
一、山西籍官员对摄影术传播的影响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官员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摄影术的发明仅早于鸦片战争一年，属于应用科技的一种，在当时属于新事物。处于接触西方事物前沿的广东，邹伯奇1，在厦门同美国新教传教士雅裨理进行了历史性对话。在为丁韪良的《格物入门》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余顷待罪闽中，因公至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广见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余暇辙引与长谈于泰西各国古今形势，粗知大略至格物之学，未暇及也。”[1]。通过与雅裨理的长谈，徐继畲2用五年的时间校对并出版了《瀛环志略》,书中对西方各国科技、地理、人文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1856年至1865年在山西期间，被平遥超山书院董事会特聘为书院山长，传授自身所学。在担任平遥超山书院山长的十年期间，学生不仅仅是平遥城内的稚童，还有旁边祁县乃至更加遥远的湖南慕名而来的学子。1867年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即中国现代第一所高等学校的首任校长。在主持的超山书院和同文馆期间，他都秉持了新学“兼容并包、智周无外”的办学思想。1868年，丁韪良编写《格物入门》，其中卷三火学中介绍到论照画、其法渐精、照画传真中都介绍到摄影技术。徐继畲在为其作的序中写道，“冠西学问渊博，无所不通，著《格物入门》一书，属余为序。余受而读之，皆闻所未闻，且一一可以见之实事。”如序中所写，《格物入门》中所描述的事物，徐继畲全部没有听说过，很可能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后面又写道，所描述的事物全部都见到了，当然包括摄影术。当时正是“火棉胶摄影法”流行的时期，与徐继畬交好的雅裨理、丁韪良以及山西巡抚沈桂芬等人均有清晰的肖像照留存，遗憾的是他本人并没有留下照片。雅裨理在1846年不幸去世，可以推测出徐继畲在1844年与其会面时或许就已经知晓摄影术方面的知识。徐继畬应是山西人中较早接触到摄影术的，他被称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在担任平遥超山书院山长期间，传播西学和摄影术方面仍需进一步考证，但仍可以断定，在摄影术方面，通过有影响的山西官员的传播，山西虽然是内陆省份，但并不闭塞，是较早接触摄影的北方省份。
1.已有梁恒心《邹伯奇摄影史料初探》( 中国摄影学会广东分会刊发，1962 年) 、李迪《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邹伯奇》( 《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 年第 3 期) 、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板摄影术》对邹伯奇的摄影成就进行研究。
2 徐继畲 （1795～1873），山西代州五台县（今山西省忻州市）人，道光六年进士，历任广西、福建巡抚、闽浙总督、总理衙门大臣，并为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
二、山西籍商人对摄影术传播的影响
清末晋商遍布世界各地，欧洲、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地都有晋商票号。山西商人同外界的联系比较紧密，可以较早的接触到一些新的技术，杨昉就是其中一位。杨昉，字少初，号朗山，山西灵石县张家庄人，家境富裕，早年有过留洋经历，喜爱西学尤其是摄影术，因其在京城中多结交晋籍名人和西方来华人事。杨昉在京城关于摄影的记录最早见于咸丰九年（1859年），为冯志沂拍摄小像; 咸丰十一年，为其舅父何庆澜拍摄小像; 同治十一年( 1872) 分别于二月二十五和三月初八为董文焕、杜澍田和周寿昌拍摄小像。1872年，董文焕在日记中写道：“二月二十五日，午刻，同澎田访少初，用西洋法照小像，携石州先生校刻《元遗山全集》四十卷归”，“三月初八日，午刻，荇老过，同访少初照像。”[2]该照片是杨昉所拍摄的湿版摄影作品之一，也是其可考证的拍摄的唯一作品（图1）[3]。
图1 董文焕小像( 来源:李豫的《中国摄影先驱-杨昉》，
《史志学刊》，1994 年第 5 期，41 页)
杨昉出现在西方来华人事的最早记载出现于1866年，英国外交官米福特（A.B.Freeman-Mitford）的信中写到“杨昉专门开辟了一间屋子为他摄影所用，专门学习摄影艺术课程”[4]。在约翰·汤姆森以杨昉北京的庭院为代表，向西方展示中国的房屋（图2）[5]。
图2 上图中站立的男子，下图中端坐的男子均为杨昉
杨昉的摄影活动多记录在19世纪60至70年代，他的手稿《朗山杂记》中记载着大量摄影记录、摄影技术等，主要集中在湿版摄影法，干版摄影法也有记载，但是大多来自《脱影奇观》。通过对他的手稿研究，杨昉在摄影技术和理论上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创新[6]。1880年，杨昉回到灵石，为家乡带回西法、西器、西药，“人皆惊异之”，他的照相机转给当地的梁静庵，梁氏在灵石开设第一家照相馆“别有洞天”［7］。
杨昉对于摄影术在中国以及山西的传播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北京期间，他以商人的身份，通过摄影术搭建山西官员和西方人士交流的桥梁，极大的促进了摄影术的传播；二是，回乡后让他所在地区的人们率先接触到摄影术，对之后山西地区照相馆行业的兴起打下了基础；三是，他本人不局限于摄影术的掌握，更致力于摄影术的创新和摄影理论的研究，他的成就可以代表早期中国摄影的水平。
三、传教士对摄影术在山西传播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获准进入中国传教，他们在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在传播包括摄影术在内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1877年山西地区开始的丁戊奇荒，李提摹太被派往山西进行赈灾活动，在赈灾的同时李提摹太每个月都要应官员和学者们的要求做一次演讲，演讲的内容就包括光的奇迹（幻灯机和照相机）[8]。他的演讲十分得到山西省内官员的认可，甚至有些官员准备筹集资金建设学校，专门教授现代科学知识。1882年，应山西巡抚张之洞之邀，对太原地形进行照相勘测，为预防将来的洪水泛滥提出建议。李提摹太来山西订购的一套照相器材，把它赠送给他的中文教师，不久后此人成为山西省最好的摄影师，并开办了山西省第一家照相馆摹真照相馆（摹真照相寓）。这家照相馆记载的开办时间是1901年，开办人一说是朱益文[9]，一说是阳曲人田余公。（图3为笔者所摄摹真照相馆广告单实物）
图3（照片中华民国元年实为光绪二十九年）
通过对早期摄影术在山西传播历史上的梳理，早期摄影术在山西的传播主要为山西官员、商人和传教士，与北方其他省份相比具有传播方式多样化、接触时间较早且拥有较好的受众基础，对摄影术日后在山西的传播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文中所叙述人物的相关史料仍需进一步探究。徐继畲在担任平遥超山书院山长时期是否传授西学以及对学生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不可否认的是，他被称为东方伽利略，更是西方科学技术包括摄影术在中国的传播的主导者之一。关于杨昉，一些文章中将1845年为张穆制作的小像（图4）作为其最早的作品，但是从刊登的图
图4
片来看，断不能将其成为照片，可以推测，杨昉早期的照相作品可能是通过投影器材照而画之，与当今所称的摄影作品故不属一类。然而杨昉兼具中西两种学术文化，对于研究晚清中学移接西学有重要价值。李提摹太所处时代，摄影技术和器材较成熟，在他的影响下开办了山西省内第一家照相馆。定期的科学讲座，在山西官员和士绅中形成了良好的氛围，建立的山西大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堂之一，这一时期李提摹太留存有大量的照片和文字记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 丁韪良,格物入门. 清刻本.
2 董寿平,李豫主编.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第四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
3 李豫,中国摄影先驱 杨昉.沧桑,1994 05 41-43.
4 Algernon Bertram Freeman-Mitford,The Attaché at Peking.Scholar's Choice,2015.
5 约翰·汤姆逊,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2012.
6 申亚雪,晚清灵石杨氏家族学术活动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6卷第4期,2017年,489—501.
7 郭丽萍,从 古 镜 物 形 到 西 法 摄 影——晚清山西灵石杨氏家族研习科技史事记. 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 年 7 月第37卷第4期.
8 李提摹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38.
9 徐刚,启蒙与见证_早期山西摄影史研究 1845-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