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能“抓住动态”
郑景康
1904—1978
一定要在“实事”（人或物）里“求是”（自然必然的经常运动），而不能主观自以为“是”，不能把人物的个性、特征、神态、习惯按摄影者的主观认为而加以矫揉造作，并把它改造。
——郑景康
文/改编自《穿越历史的回声》（中国摄影出版社，2014 年）
澳门博物馆在 2005 年启动对本地历史名人、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巨大的政论专集《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的研究时发现：郑观应幼子郑景康竟是中国最重要的摄影者之一。此时，澳门研究者才知道，郑景康 1944 年为毛泽东拍的肖像是被党中央批准为可以公开悬挂的第一幅毛主席像，并于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挂在天安门城楼。1966 年，郑景康再次奉命为毛主席拍摄的肖像至今依然挂在天安门，几十年不曾取下。在延安期间，他为党中央领导拍摄的许多重要照片，以及反映延安当时景况的照片，都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而从 30 年代一直持续到 60 年代的摄影培训，使他成为拥有学生最多的摄影者。
郑景康于 1904 年 8 月出生于广东中山县，其父郑观应，号陶齐，是清末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积极倡导改良，实行实业救国，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清朝末年，社会腐败，列强入侵，国家民族的命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如何才能富国强兵，走民族振兴之路？郑观应提出了一整套主张，这些都体现在他的著作《盛世危言》中。这本书在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在陕北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提到他年轻时就曾受到这本书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郑观应是一个大买办，是一个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他办工厂、办实业，发展工商业，为强国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澳门，郑观应有很多房地产，可称首富。郑景康就出身于这样一个显赫的大家族中。
郑景康的母亲叫何德贞，是郑观应的六姨太，很能干。郑景康出生时，郑观应已 62 岁，是郑观应最小的儿子，甚受疼爱。郑景康的家庭富足，从小锦衣玉食。郑景康就是在这样一个优越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
郑景康的青年时代，起初在一个商业学校就读，中学毕业后，家里想让他走从商之路，以期继承家族产业，比如说工矿、商业等。但是，郑景康对这些不感兴趣，他自称爱玩，什么新奇的东西他都去摸。照相自然也是，他发现用照相机居然可以拍出人影来，这在那个年代是前所未有的“新奇玩意儿”，这促使他对摄影这种洋玩意儿产生了兴趣。
郑景康在上海长大。小学和中学时期，他对那些被称为舶来品的洋玩意儿感兴趣，他的父母也不干涉。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商业学校，那是父母对他的期望。郑观应死得早，1921 年便去世了，那时的郑景康还在上学，约十六七岁。年轻的他对从商毫无兴趣，也不想去创家业挣更多的财富，而是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去做事。他在商业学校读了一两年便自己去考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以下简称“上海美专”）了，并于 1922 年入学。上海美专创办于1912 年，是刘海粟创办的，当时的名称是上海美术专门学校，1930 年改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美专建校之初仅有绘画一科，专攻西洋画，后改名为西洋画科。该校 1919 年成立董事会，聘请蔡元培等名流，同时增加四个画科，为中国画科、西洋画科、工艺图案科、劳作科，另设两个师范科。郑景康进入该校西洋画科学习，其同学有潘思同等。潘思同后来成为著名油画家，新中国成立后为浙江美院教授。当时学摄影没有专门的学校，但郑景康学绘画相当于通向摄影的一座桥梁。
1924 年末，郑景康遵照母亲的意愿，尚未毕业就离开了上海美专，进入上海有名的大公司—新新百货公司做售货员，后来参与布置柜台、画广告宣传画。但时间不长，他在第二年就离开新新百货公司，去了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任经纪助理员—遵照母亲的意愿，经历商业和金融工作的锻炼。五年后的夏季，郑景康进入上海柯达公司，任职员。因为喜爱摄影，他常去柯达服务社买胶卷等物品和冲洗胶卷，久而久之，人家看他喜爱这行，也初具一些常识，于是愿意吸收他为公司的一员。就这样，他辞去新新百货公司的工作，加入柯达公司。他在柯达公司最初是做售货员，当售货员使他接触到很多摄影器材，同时了解了其性能。据郑景康自传中介绍，参加柯达服务处的工作，是其正式对摄影工作实践的第一步，他在上海柯达公司上海公行里做各种工作，从拍摄到制作工作，同时学习拍摄小型五彩电影和黑白电影。这个时期，他可以对摄影进行全面地学习，丰富了他对摄影的知识，为日后打下基础。1930 年春，郑景康由柯达公司派往位于香港的分公司，但却因为倔强的个性，他很快就不愿意在柯达公司寄人篱下了，他准备离开公司独立做摄影工作，因此他开设了景康摄影室。开始他主要是做冲洗放大的工作，后来他也兼拍人像。在香港期间，摄影器材比内地多，信息比较发达，交流机会也较多。他观摩摄影沙龙，接触到更多外国摄影年鉴和和画报画刊，开阔了视野。这对他提高艺术修养和摄影水平无疑是有帮助的。
1932 年，郑景康回到上海以后，依然从事摄影工作。它主要为上海的一些剧团、演员拍照片。因为喜爱拍人像，他与剧团的人混得很熟。还参加了唐槐秋主持的中国旅行剧团，剧团到处演出，他就拍剧照、搞宣传，还参加了田汉主持的中国舞台协会的演出。因此，他跟文艺界，尤其是戏剧界很熟。那几年，他跟随剧团，从上海辗转到北平，再到南京。到北平以后，除了剧照，郑景康也涉猎了更为广泛的题材，拍摄北平的一些名人、民俗和花卉风光。20 世纪 30 年代的《良友》画报曾刊出了他的摄影专辑。他在那时拍摄的名人包括曲艺界的鼓王刘宝全，画家齐白石、张大千，诗人陈三立（陈寅恪之父）等；同时也拍了很多反映社会和民俗的照片，比如常有艺人卖艺的天桥、春节期间的白云观等。
当时的画家、摄影家都想让自己的作品跟公众见面，但举办展览不仅要作品水平过硬，还要有用来租展览场地的钱财。当时北平晨报有个记者叫冯华熙，广东人，对郑景康很欣赏，在他的鼓励下，郑景康把在北平拍的照片挑选了一下，在位于王府井地区的仁立公司租了一个场地办了个人摄影展。他这个展览照片不多，100 余幅，大受欢迎，在报纸上登了消息。这是郑景康第一次办影展，在摄影发展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北平艺术界的许多知名人士都去参观过他的这个摄影展，在当时很有影响。在第一次影展后，第二年他便举办了一个联合影展。在北平的不少摄影界朋友也都参与了此次联展，但展出作品最多的还是郑景康，受到好评最多的也是他。另一方面，在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的鼓励下，他有意出版用“珂罗版印刷”的画册，但是那一段时间生活动荡，居无定所，无暇整理，这件事情就耽搁了。1937 年抗战爆发，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本画册最终没有编成。郑景康在 20 世纪 30 年代拍的一些照片，有很多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底层人民的生活，这些照片都没能保存下来，随后散失了。
抗战爆发前，郑景康还在香港，经营着他的景康摄影室，主要拍摄人像。1937 年抗战爆发，全国人民热血沸腾，奔赴抗日前线。香港那时候是后方，他觉得他应该回内地参加抗日战争，便关闭了景康摄影室。1938 年春天，北平、上海都已经沦陷了，他与漫画家廖冰前往武汉，跟随叶浅予主持的漫画宣传队。叶浅予从前在上海画漫画，是著名的漫画家，他笔下的市井人物—王先生、小陈，是社会人生的写照，极富讽刺意味。郑景康不算漫画宣传队的，但他们那段时间都在一起。
那个时候国民政府的国际宣传处在摄影方面缺人才，漫画宣传队就推荐郑景康去做。为了生计，郑景康接受了这份工作。他在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工作期间，处长是曾虚白，上级领导为董显光。在抗日战争时期，国际宣传处作为国民政府的国际宣传的机构，任务是对外宣传并接待外国记者。国际宣传处的外宣内容分文字和摄影两部分，有文字材料的介绍，并用摄影向外发布中国军民抗日的情况。
郑景康在国际宣传处的时候，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国民政府尽量地扩大抗日战争的宣传，争取国际支持，希望获得其他国家在经济、军事各方面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所以在接待一些去前线拍照的欧美记者的时候，郑景康也跟他们一起去拍照、去采访。郑景康能感觉到，国民党把欧美记者当成“老爷”，而对自己的采访活动设很多限制，为此他颇为气愤。武汉失守以后，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他也随国际宣传处转移到了重庆。不久，他辞职离开了国际宣传处。
后来（若干年后）郑景康与其学生卫元理简单谈过，提到他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情况。毛主席进场后大家站起来欢迎，毛主席与大家一一握手，到郑景康跟前问他名字，是干什么的。他说他叫郑景康，是照相的。他不说搞摄影工作，而说照相的，很通俗，并不丢人。由于他身材魁梧、高大，很引人注目，毛泽东专注地看了看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在重庆时，郑景康脱离了国际宣传处，由于生活困难，他便办起了小吃摊，暂时维持生计。这段时间他非常苦闷，没有工作，生活艰难，茫茫然有走投无路之感。这时，他接触到了一些进步的艺术家。这里面有一个对他影响很大的人，就是电影演员温容。温容去过延安，跟郑景康介绍延安的情况，说延安抗日活动热火朝天，那边才是真正的抗日。听到这样的介绍，郑景康慢慢心动了。之后他通过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介绍去往延安。那时候延安的摄影人才比较缺乏，尤其欢迎有名望的摄影家。办事处的徐冰、张颖都与郑景康谈过话，主要是由徐冰谈话，通过考察后，他又被介绍给周恩来并谈了一次话，这些都是很隐蔽的。叶剑英当时也在办事处，他们都见过面。周恩来跟他谈话之后就决定介绍他去延安。在办事处的安排下，郑景康秘密地离开重庆，人们都不知道郑景康上哪儿去了。他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下等车。我方工作人员回延安的时候把他带回延安。
郑景康到延安的时间是 1941 年 1 月，时年 36岁。组织上对他很重视，给他专家待遇。一个月后分配工作时，萧向荣那里需要会摄影的人，就把郑景康调到总政宣传部当摄影记者。
他到延安后，情绪很高，首先是办学习班、培训、指导，把培养人才的工作开展起来。当时延安搞摄影的专业人才很少，相机是稀罕物，胶卷也缺少。1942 年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并举办了一次个人影展，《解放日报》发了一条消息。毛主席曾观看了他的影展，对其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摄影能“抓住动态”。
郑景康喜欢拍人物，特别是自然状态下的人物活动和表情、神态，揭示其性格特征。郑景康拍摄的照片生动活泼，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时候他谈及主席对他的照片的评价—能“抓住动态”，他深受鼓舞，印象很深。后来，他把培训班的讲稿整理出来，这就是后来出版的《摄影初步》的那些内容。
1944年，郑景康参加了美军观察组的接待工作。当时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同时还有一些外国记者访问延安，要抽调一些同志接待。接待工作由叶剑英负责。郑景康跟叶剑英很熟，都是广东老乡。郑景康懂英语，一般的会话没有问题。叶剑英指名把他调来搞接待工作，也包括摄影的活动。接待美军观察组的时候，他拍了很多照片。当时拍照很少署名，洗出来都上交给组织。他那时拍的很多照片被到处用，但因为没署名，也不知道是谁拍的。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照片用得较乱，编辑者也不了解情况，署名不准确，出现了张冠李戴的现象。
同年，郑景康在延安拍摄了毛主席的第一张标准像，作为开国大典时城楼上悬挂的照片。原片是在室外，毛主席和朱瑞两个人坐在一条长凳上，似在和人谈话，毛主席的神态很好，后来郑景康对这幅照片做了剪裁—把毛主席肖像从胸部以上剪裁放大出来，效果很好。从技术上讲，他这一做法着实不易，因为照片的原底片很小，比徕卡片大，比120 胶片小。但照片放大后，从质量上来看，层次、色调都不错，这便看出了其拍摄功力。另外，这些照片都是他自己冲洗，自己放大的。
在其另一作品《花好月圆》中，照片上的两个主人公，就是田野和他的夫人。田野原名叫田英魁，是 20 世纪 30 年代北京大学的学生，摄影爱好者，也是北京大学摄影小组的成员。他常拍照并给报刊投稿，所以那个时候跟郑景康相识。后来抗战爆发，田英魁去了延安，分配在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随后郑景康也来到延安。他们都在总政宣传部，住的窑洞也很近，经常来往。1942 年 9 月，田英魁要结婚了，郑景康就拍了《花好月圆》作为贺礼。田英魁夫妇一直很珍视那张照片，保存到现在。革命战争时期，拍这种东西会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郑景康当时很大胆，冲破了禁区，这是很难得的。这是一幅很有人情味的、富有抒情色彩和美感的作品，但他从没把它看成是艺术作品，而只是将其看作一幅送给朋友的结婚纪念照，一时兴起的游戏之作。新中国成立以后，郑景康也从来不提这件事。抗战胜利以后，由于形势发展，郑景康被派往东北。这一年 11 月他解决了入党问题。在延安期间他曾多次提出入党，但因为他在国民党的国际宣传处待过一段时间，对他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他迟迟未能入党。到最后要离开延安时，组织上考虑他在延安表现得不错，同意发展他入党。
1945 年 11 月 9 日，郑景康随胡耀邦率领的先行小组离开延安，12 月 9 日到达张家口。他们本来是打算去东北的，但这时由于沈阳已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去往东北的交通受阻，于是郑景康滞留下来，被暂时分配到已迁移至张家口的晋察冀画报社工作，担任摄影科副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沙飞、副主任石少华，与郑景康同是广东老乡，虽然过去没有见过面，但彼此仰慕已久，这次一见如故，十分亲热，合作起来非常愉快。
在张家口期间，郑景康的工作是十分繁忙的。他的主要工作在画报社，但由于懂英语，还在军调部第五执行小组兼作英语翻译（当时英语人才奇缺）。他每天早出晚归，不辞劳苦，在张家口市采访，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内容包括工厂、学校的生产和学习活动，铁路工人的生活，审判敌伪大汉奸，军调部执行小组的视察，以及抗敌剧社的演出活动等。这些照片大多曾在《晋察冀画报》及各种专辑中刊出。1945 年 12 月，晋察冀画报社编印了一本《毛主席近影集》画册，16开本，铜版纸印刷，内收毛泽东照片 12 幅。郑景康积极提供了自己在延安拍摄的毛主席照片，其他照片的作者和提供者有吴印咸、徐肖冰和钱筱璋等。
郑景康对画报社的青年人非常关心爱护，在工作之余经常对他们进行业务辅导，讲解摄影常识，谈自己在用光、构图和抓拍中的经验与体会。1942年春，他在延安写了一本名为《摄影初步》的小册子，是他为指导训练班而编撰的摄影教材。他用这本教材做讲义，每天早起为画报社的小青年顾棣等三人讲课。后来只剩下顾棣一人了，他仍坚持不懈，前后一个多月才将课程讲完。最后，他还送了一本打印稿给顾棣留作纪念。这份油印的打印稿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霜被顾棣珍藏至今，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了。
1946 年 4 月，山东军区来函，要求摄影干部前去支援。郑景康被派到山东，在山东画报社工作，参加采访，并办摄影训练班，培养学生。
1947 年 9 月，他在威海卫接到通知，渡海去大连，终于到了东北。后来到了哈尔滨，留在东北画报社工作，参加采访，办训练班，带徒弟，培养摄影干部。
1949 年 4 月，郑景康离开东北画报社，以四野政治部宣传部摄影记者的身份，跟随四野大军入关南下。5 月，武汉三镇解放。在此期间，他拍摄了南下行军、沿途群众热烈欢迎、武汉江面上国民党军炮舰起义等历史镜头。11 月，他还拍摄了武汉市民热烈欢送二野大军进军大西南的历史照片。在武汉，野政宣传部开始筹办《前线画报》，宣传科长那狄具体主持并任社长，郑景康也参加了筹建工作。初期画报社人手紧张，郑景康既搞采访，又搞编辑工作，并进入暗房冲洗和放大照片。最初两期《前线画报》的照片，几乎全是他放大的。有时他还参加版面设计工作。不久，那里成立了中南文联，参与者都是文艺界人士，郑景康在中南文联负责开展摄影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没有在北京。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部门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新闻总署下面的单位有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国际新闻局和新闻摄影局等。
新闻摄影局是国家统一发布新闻图片和管理摄影事业的部门，急需干部，要全国各方面的摄影力量来参加，而郑景康是党内知名的摄影专家，所以当时就调他进北京。在新闻摄影局里的摄影研究室中，他就任研究室主任，朱丹是秘书长，石少华是副秘书长。新闻摄影局局长是由新闻总署副署长萨空了兼任。摄影这方面的工作是石少华负责领导，朱丹负责画报部分，还有一位副秘书长邵宇，负责美术部分的工作。
1952年新闻摄影局撤销了，合并到新华社成立的摄影部，石少华是摄影部主任。新闻摄影局下属的几个部门之一—研究室的一批摄影专家，包括郑景康、张印泉、魏南昌等都过来了。
新华社新闻摄影部是 1952 年 4 月 1 日正式成立的，郑景康到新华社摄影部后，根据他的特长和形势的需要，摄影部在王府井大街设立了一个人像摄影室，由郑景康主持，前后时间约 4 年，拍摄了大量领导人、社会各界名流、演员和劳动模范等人物的肖像照片，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1953年 2—3 月，他在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帅府园美术馆举办了个人摄影艺术展览，展出作品 60 幅。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出现的个人展览，由中国摄影学会主办，深受好评。1958 年起，他与张家骅一起，辗转全国各地举办训练班，为各地培训摄影人才，时间约 3 年，可以说桃李满天下。这些学员后来大部分成为摄影事业的主力军和业务骨干。另外，他在中国摄影学会还兼任创作辅导部主任，经常到处讲课，辅导群众的摄影创作活动，还担任两届全国影展的评委，这些都为促进我国摄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郑景康长期一个人生活，没有子女，他的晚年是孤独的，也可以说是凄苦的。虽有克鲁夫妇的照顾，但他们工作很忙，在家时间也少，性格、兴趣也不同，因而他备感寂寞，常常一个人在外面漂泊，到处走，黄昏时才回家。1974 年，郑景康搬到新华社对面新落成的宿舍楼，朱碧恒是新华社的干部，他们住在一起，以便于照顾。
粉碎“四人帮”后，他对生活充满希望，对自己的病情也很乐观，期望病愈后在摄影事业上还能有所作为，但病魔没有给他机会，他的病情恶化，并于 1978 年 8 月离世。新华社为他开了追悼会，时任副总理的王震同志和新华社、中国摄影家协会的负责人出席了追悼会，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他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齐白石、华罗庚、吴运铎等国家领导人、艺术家、科学家和英雄模范人物拍摄的肖像，形神兼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中国摄影艺术的珍品。郑景康所拍照片，用光、构图等十分考究，是中国摄影事业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